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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融合与对外政策（第1页）

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为民族交流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各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了，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族问题与疆域问题联系紧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不仅在开疆扩土方面成绩卓越，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多有贡献。

满汉一体，华夷一家

同是少数民族，清朝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有很大的不同。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将民族分为四等，通过制造民族裂痕达到目的。元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将自己融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中，所以它的统治没有广泛的基础，尽管开始很强大，但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元朝没有出现令人兴奋的辉煌。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远不如元朝初年强大，而它所面对的对手明朝及广大的汉人却比元初面对的南宋强大得多，但由于它在民族问题，在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做得比元朝好，所以清朝的历史前途就比元朝光明得多，并出现了光芒四射的盛世景况。

早在满洲入关前，皇太极就制定了“满汉一体”的政策。当初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也许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因为满洲人的数量、文化程度都无法与汉人相比，只有依靠汉人、利用汉人，才能达到控制汉人的目的。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福临一方面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确立了“首崇满洲”或“满洲根本”的国策，但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满汉一家，并在政治上切实有所体现。就是在这种反复强调中，满洲人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以比较谦虚和宽广的心胸，接受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使自己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中。

清军的入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三桂的投降和引导，清军无论如何不会那么迅速就占领北京。这一点连满洲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然而，清军自踏入关内的第一步起，就知道要争取汉人的心。他们宣称是为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是被请来驱逐“流寇”的。他们进入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国上下为崇祯皇帝发丧三天，按皇帝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这个命令，一下缓解了汉人对满洲人的对立情绪，“官民大悦”。

几天后，又宣布为崇祯后妃、两位公主、天启皇后张氏、万历妃刘氏等人建造陵墓，按皇家礼制下葬。一个月后，摄政王多尔衮派大学士冯铨祭祀明太祖及明朝诸帝，在祭文中特别阐述清取代明，“乃天之定数”，如四时递禅。这就无异于说，大清得天下是上天的安排。但他们对前朝又表现出谦恭和尊重的姿态，把明太祖神牌移入“历代帝王庙”，享受清朝的朝拜和祭祀。同时，多尔衮没有忘记深受汉人景仰的历代“圣贤”，对各地所建的“圣贤寺庙”一律予以保护，“禁民侵扰”。多尔衮还大搞尊孔、祭孔的活动，在孔子的神位前，表达他们的虔诚和敬仰。他们依照宋朝以来的做法，继续封孔子的嫡系裔孙为衍圣公，给予独尊的政治地位，这就向全国士绅昭示：大清仍将遵循儒家思想路线不变，是维护儒家道统的合法统治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这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内涵丰富，表明了清人承认历史上的道统观和治统观，自己的治统是由道统决定的，从而论证自己治统的合理性。在用人、科举考试等方面，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多照顾到汉族士人的利益，多次宣谕“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多尔衮还允许满汉官员相互通婚。多尔衮以及亲政后的顺治皇帝实行的“满汉一家”的政策，为以后帝王的民族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对孔子的尊崇更是让人由衷地产生敬意。从康熙元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都要举行祭孔，派大学士担任主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冒着严寒，首次南巡，专门至孔子家乡曲阜朝拜。及至阙里，先由孔庙奎文阁前，步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宣读“御制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他恭听孔子后裔讲儒家经典，并宣布旨意：“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成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遍览孔子“圣迹”，特书“万世师表”匾额，表达虔诚敬奉之情。应该说，康熙对孔子的尊崇，是真诚的。他以满族皇帝之尊，拜倒在汉人尊奉的先师面前，表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这对冲破狭隘的民族观念，消除满汉民族问的界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就连那些明末遗老，特别是尚持敌视态度的部分儒士也为之心动，渐渐地，内心深处也开始向清朝方面靠拢。

康熙率先垂范尊孔重道，有利于从思想上赢得汉族知识阶层对清朝的认可。不仅如此，康熙还真正用功夫学习儒家经典。他于康熙十年二月正式举行“经筵礼”，聘请有学问、操行高尚的儒学大师做自己的老师，每年春、秋两季给他讲解经书要旨，讨论经书之疑难，探讨经书上说讲的为政之道。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辍，终于成为学问博洽的一代帝王。除了自己学习，康熙还想办法让自己的族人尽快掌握儒家经书和中国历史文化。他把自己学习的讲义刊布出来，供满族王公贵族们阅读。如康熙十几年，他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等每人一部。康熙很喜欢读朱熹编的《资治通鉴纲目》，认为有裨于治道，于是就在内廷设立书局，把它翻译成满文，并为之作序。他还亲自挑选儒家经典，组织翻译。通过汉籍满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迅速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进程。

4-1康熙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全国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应考，取录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令其纂修明史、整理经籍。当时除去有比较强烈的反清和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名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外，不少知名学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人都来京应选。

康熙南巡时，常常召见有名望、学行好的知识分子，以示敬重，未参加过考试的就钦赐出身，有名节的给予表彰。

康熙对修长城的态度，也很能反映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宽阔胸襟。长城是历史的产物，是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而修筑的防御工程。满洲人在明朝也是长城的防御对象之一。满洲人成为北京的新主人后，如何对待长城？康熙三十年，丁部将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修理古北口一带的残破长城的奏疏，上呈康熙，康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二号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渭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则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民族之间的壁垒，多少年来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连成了一体。华夷之防的观念，在康熙看来，已经过时、陈腐不堪厂。

雍正在用人方面很重视满汉兼用，明确反对民族歧视。雍正六年，有一个叫满珠锡礼的满族人提出，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洲人，不宜专用汉人。雍正认为，这种想法有违“满汉一体”的原则，不利满汉关系的和谐。雍正卜一年（1733年）五月，为调和满汉关系，雍正向内阁官员发表谈话，说：我朝崛起于东海之滨，统一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他对满、汉名称的解释虽不能说是准确的，却把一个历来严肃的，政治化的话题一下子变得轻松了。他说，满汉名称，“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内外之别也”。

对华夷关系，雍正有更开阔的视野。为了反驳吕留良、曾静等人主张的“华夷之分，大过君臣之义”等言论，他提出“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自己虽是满洲人，但是与舜、文王一样，完全可以合法地做中国的皇帝。这与他的祖先皇太极宣扬的“天子惟有德者居之”是一脉相承的。

乾隆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和对少数民族宗教领袖的殷勤接待，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

维护多民族统一

清朝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局面，采取了多种策略和措施，从效果来看，应该说，这些策略是成功的。当然，清朝统治者有其私利，这就不免使它的民族政策带有一些局限性。

一、针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本民族，清政府采取了两项明显的优待政策，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士作为满族人的固有地盘，不允许汉人到此开垦。这是为应付最坏情况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将来万一自己被打败，还能够像蒙古人一样退回老巢。二是每一个满族男丁，都有一份薪饷。这一方面是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使他能够专心从事军事训练，以保证八旗军队的战斗力。这两项政策因与现实脱节，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对待汉人，主要是用科举将汉族士人牢牢地束缚在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上。同时在经济、政治上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如在康熙、雍正的上谕中，屡次提到要维护地主、富农的利益，把他们当作“国家所爱养保护之人”，欠租的佃农都要“严加惩处”，并由官府把租额“勒追给主”。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颁布了捐纳制度，凡是地主士绅的子弟，只要有钱，就可以捐银得实官。此后，捐纳一途即成为科举的一种补充。但对汉族文化系统中的“华夷之辨”等汉族中心论思想，清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不许汉族优越论有丝毫的抬头。当然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统治者是诚心接受和虚心学习的。总之，清朝统治者对汉人是既用又防。

对蒙古人，清统治者的态度与对汉人又有不同，他们同少数民族，在感情上更容易接近，清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成为一种定制。入关后清廷嫁给蒙古贵族的皇女、宗女达二百多名。乾隆朝宗室女一半嫁到蒙古。用婚姻控制蒙古人，事实证明，极其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着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学习，成人后自然心向皇朝。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康熙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蒙古高层，发现很多蒙古王公竟是自己的外甥或外孙，且大都是在北京的皇宫里长大的，不禁大为得意。清政府对蒙占王公的封赏从不吝啬，他把蒙古看成自己的第二个后院。尽管如此，满洲人仍然有深层次的防范意识，如不让蒙古人跟汉人来往，不允许学习汉文，不许保存汉文图书，不许请汉人担任教师，不许子弟进入汉人学校，不许看汉人的戏剧，目的在于使蒙古人与先进文明隔绝，使之永远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对西藏，尊重藏族人的宗教，以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因为西藏人信喇嘛教，达赖和班禅在藏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中央政府以非同寻常的规格接待他们，为的就是“敬一人千万悦”。对维吾尔人，清政府没有像对蒙古人和西藏人那样重视，连笼络式的优待都没有，主要采取压制的手段。清廷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杂居，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城市都分成两部分--汉城和回城，汉人居住在汉城，维吾尔人居住在回城，维吾尔人和汉人不能通婚。其目的也是防止汉人与维吾尔人联合起来，对满洲人的统治不利。

4-2清朝疆域图

清朝对不同民族聚居区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聚居区实行盟旗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以及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族人实行札萨克制；台湾与海南岛实行郡县制。

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冠服饰等，清朝基本是因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对西藏的风俗问题，乾隆就说过：“西藏乃极边之地，非内地可比，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针对蒙古族的服饰，他也说过：“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若因归降天朝，必尽用天朝服色，势亦有所难行。”

二、重视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建立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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