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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 下（第3页）
顺此思路，一直追问下去，吴澄最后就推出“舍心而他求，则无以为学”这样的结论：
然知其所知，孰统会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无所统会，非其要也；无所主宰，非其至也。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
不止于此，吴澄标举儒学皆是“以心为学”的整个目的，也正是为了彰显儒家的心学传统这个一向为人忽视的领域。矫妄必先过正，儒学皆是“以心为学”，这样的提法难免过甚其辞，但是，吴澄的论证向人们表明：儒家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样缺乏有关“心”的讨论，事实正相反，儒家自始至终都在关注“心”的问题。
甘泉心学
“大心”说是甘泉心学的基础，他认为心在外包含着天地万物，而贯穿在天地万物之中，心也没有内外之分。既然心无内外，那么程朱向外求理、陆王向内求理不应该割裂，而是应该结合起来。
陈献章主张“静中养出端倪”，都是主张“静”而忽略“动”，而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则是动静合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
在湛王两家平分天下学术时，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自然被学子们拿来比较。王守仁讲的“心”指腔子内的心，因而认为理只需向内求，而湛若水认为心包贯天地万物，心没有内外之分，因而体认天理不分内外、动静。湛若水讲体认天理的同时，也屡屡强调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强调经典与内心的互相发明。这就是说，虽然人皆有良知，不过都会被气质之性、积习蒙蔽，所以要通过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冲破蒙蔽。陈献章认为读书穷理是“繁”，湛若水对此作了纠正，他认为读书可以唤醒心中的天理，是很有益的。先后师从王守仁即湛若水的王纯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怀疑王守仁“致良知”说，认为“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并指出“为学之道，剬求之心而已，是几执一而废百矣”。湛若水则认为以“良知”作为一切道德的准则有局限性，不如“天理”准确。
在湛若水看来，理、道、心、性、气是统一的。“五行之说”中有“土载四行”之说，即金、木、水、火四行都需要土去承载。湛若水对理、道、心、性、气的理解相通于“土载四行”之说，即理、道、心、性需要气的承载，而五者又是统一的。对于心与性的关系，湛若水有特别指出“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回应了理学一派对心学的质疑。
强调“合一”是甘泉心学的特点，在本体上，湛若水强调“理气合一”，在功夫上，他又强调“心事合一之谓学”。甘泉心学的宗旨“随处体认天理”也是湛若水强调动静、内外、知行的合一的体现。“随处体认天理”中的“天理”包括自然之理，所以湛若水所讲的“知行并进”又包含认知和实践互相促进的意思，即认知指导实践，实践增进认知。
湛若水又说：“格物云者，体认天理而存之。”意思是说所谓格物，就是体认天理并存养它。他主张“事上求仁，动时著力”，反对偏于静的求心。湛若水的格物说有“一内外”、“兼知行”、“贯动静”的特点，既纠正了王阳明专内遗外的缺点又避免了当时理学的割裂的流弊。湛若水认为：“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
甘泉学派
曾有人问一个先后从学于两家的学子：“湛王两家的学说有所不同，为什么要从学两家呢?”学子说：“正因为两家学说有所不同，才从学于两家，如果两家所讲是一样的，才没有必要从学于两家。”此类学子，大都有调和两家学说的倾向。只是从学于湛或只是从学于王的学子，也大都不固守师说，而是各有发挥。
吕怀（1493—1573），字汝愚，号巾石，江西省永丰县人，官至南京太仆少卿。吕怀的学说主讲变化气质，著有《巾石类稿》三十卷。
何迁（1501—1574），字益之，号吉阳，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官至南京刑部侍郎。何迁的学说主讲知止。
唐枢（1497—1574），字惟中，号子一，人称一庵先生，归安（今浙江省湖州）人，官至刑部主事。唐枢的学说主讲“真心”，著有《木钟台集》。
洪垣，字峻之，号觉山，江西省婺源县人，官至温州府知府。洪垣主张调和湛王两家的学说，著有《觉山史说》、《周易玩辞》、《理学要录》等书。
曾汝檀，原名檀，字惟馨，世称廓斋先生，自号凝碧子，福建省漳平县和睦里人。曾汝檀是湛若水的学生中，最为笃信湛若水学说的其中一个，他的学说以“戒惧慎独”为本，著有《心源问辩录》。
柯乔（1497—1554），字迁之，号双华，安徽省青阳县人，官至巡海道副使。他任巡海道副使期间，曾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带领军民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柯乔著有《九华山诗集》二卷。（摘自《白沙甘泉：宋明理学家群像》）
日本心学
心学在当时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最早受其影响的是日本心学的创立者近江（今滋贺县）人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也被称为“近江圣人”。日本心学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官学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心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然而，在幕府末年心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雄飞庙堂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他们以心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由此日本社会开启了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心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1988年，日本全国汉字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志贺一朗专程来新塘，四处探访考察有关湛若水资料和遗迹。回到日本后，编撰了实地考察报告《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旧迹调查》和《陈白沙与湛甘泉》。志贺一朗博士花了大半生精力，研究湛若水的生平与学说，先后出版了《王阳明与湛甘泉》、《湛甘泉的研究》、《湛甘泉的学说》、《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关系》、《湛甘泉的教育》等五部专著。除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都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
韩国心学
阳明学在韩国的发展可分为初传期、奠基期、实学派摄取期、确立期、江华期、近代兴复期六个阶段，不仅前后的渊源流别极为清楚，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学派。其中郑霞谷专治经学，由朱子转入阳明学后，则在心学体系的发挥上多有贡献，其生气论、理气非二观、生道论等思想，均能自成一家之言，构成了他的理论学说的主干，既是对中国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显示了自己对生命智慧的看法或见解。故韩国阳明学的成立，实应始于霞谷。
产业心学
以现代科技学习和体用心学，从中获得启迪，提高人生定力，解决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困难，是心学在产业的落地。
明朝，陈献章开启先河，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陈献章之后，湛若水和王守仁是明代中晚期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其心学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而王守仁（即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王守仁的阳明心学直接的源头是“陈湛心学”[4]。其中阳明心学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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