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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的眼光（第1页）

有一次和友人闲聊，言及顾随时，都不禁扼腕，觉得对这样天才的艺术鉴赏家，知道得太晚了。几年前曾拜访过叶嘉莹先生，那一次谈话，得知她的学识，有许多是来自顾随的暗示，这才留心到这位已逝的前辈。后来陆续读到张中行、周汝昌、史树青怀念顾随的文章，便隐隐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存在。一个人死去几十年后，仍被不断提及，便也证明了一种力量。可惜，许久以来，他的文字在书界早已难觅了。

直到《顾随文集》问世的时候，才得以窥见他的风采。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存在，他的为诗、为文，以及为人，都有着别人难及的地方。顾随不仅艺术天分高，能写很漂亮的诗话，重要的是他的见识不俗，常言他人难言之语，于迷津之中，道出玄机，给人豁然开朗的惊喜。这样的学人，在今天，已难以见到了。

顾随是京派学人，与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很熟悉，但他看人看事，并不以权威眼里的是非为是非，是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苦雨斋里也执弟子之礼。周氏的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像俞平伯、沈启无，甚至对周作人有崇拜感。顾随呢，则以平常目光视之，对苦雨斋主人的短长颇为清楚。虽然在学问上，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在那个圈子里，顾氏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虽然他和鲁迅并无什么交往。

就才气而言，顾随的文字，并不亚于废名，其鉴赏力之高，还在废名之上。他的古典诗词研究，水准远远高于俞平伯、沈启无。沈启无1933年编校《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的时候，就请顾随作过序文，可见顾氏在京派圈子的影响力。他毕生从事教书工作，但对创作又别有情怀，一直关注文坛的动态，自己也写过小说、散文，而尤以古诗词多见功力。冯至先生说他“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辞章，既讽世，也自嘲”。记得曾看过张中行、启功、史树青诸人写过的追忆顾随的文章，便依稀感到，在京派文人中，顾随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他的思想和学识，对认识苦雨斋这个知识群落，有着特别的参照。

顾随生于1897年，河北人，字羡季，笔名苦水，晚年号驼庵。他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就认识了周作人。不过，那时候他对周氏的印象，远不及鲁迅。看他的书信、日记以及学术文章，言及鲁迅处多多，对周氏很少提及。偶涉苦雨斋主人，还略带批评，看法是很奇特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他涉足周作人的圈子里时，对诸位的感觉，很有分寸，不像废名、俞平伯那么醉心。他的书信，多次写有对钱玄同、周作人的感受，这些，已成了珍贵的资料。1929年12月3日致卢伯屏的信中，谈及了与周氏的相逢，内容颇为有趣：今日上午得晤周启明。此老新丧爱女，然颇能把持得住，——说句笑话：足见涵养工深。马季明邀弟同启明至其家午餐。进门方坐定，疑古玄同先生即闯然而入。季明介弟与之一点头后，疑古先生即打开话匣子。蓝青官话说得又急又快，加之弟又重听，十才可懂得五六。于是吃饭，饭后漱口，吃茶，这之间，此老并不曾住口。不独弟无从插嘴，即健谈如马、周，亦难得搀言之机会。上课时间到，弟又伴三人同出，路上玄同的话亦未曾间断。且与季明科诨打趣。

弟午后无课，至办公楼前即作别而归。路上自思：玄同健谈如此，乃闻其上课必迟到廿分钟始到堂，真不可解。

到寓后，又得启明书一通，笺上印朱色阳文印章曰：“若子纪念”。信用文言，系答弟上次吊唁之信。中有警句云：“年逾不惑，不愿因此影响于思想及工作，日日以此警惕，此则颇可以告慰者也。”可见此老秉性，亦颇刚毅，惟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耳。

昨晚有学生谓弟曰：“鲁迅得男，见世界日报新闻栏。”因报告启明事，并以附闻。

寥寥数语，苦雨斋内外环境便已现出，真是不可多得的妙笔。顾随的审美情调与治学方式，与周作人圈子的风格，略微相同。比如都深恶八股，为文与为人，以诚信为本，此其一；看书精而杂，喜欢人生哲学，其谈禅的文章，我以为超出废名、俞平伯，有大智存焉，此其二；他谈艺论文，与周作人思想，时有暗合之处，如主张“诗人必须精神有闲”等，不为功利所累，此其三。但顾氏在根底上，又是位诗人，对为学术而学术，或说以学术而自恋的生活，不以为然。虽身在北平，但心却神往上海的鲁迅，以为鲁夫子的世界，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情怀。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便有意搜集鲁迅的作品，无论创作还是译作，都很喜欢，有时甚至达到崇仰的地步，并以大师视之。顾随谈及周氏兄弟，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读书之多，敬仰的是鲁迅的精神状态，以为后者的超迈，虽可望而不可即也。

1927年11月22日，在致友人信中就说：“契霍甫有云：人，谁也不是托尔斯泰呀！若在中国，则又当云：人才一作文，谁也不能立刻成为鲁迅先生也。”鲁迅那时在知识界的分量，有如此之重，对后人研究关于他的传播史，殊有意义。顾随的心态便有意味，说京派学人仅会玩玩古董、弄弄风月，那是不确的。

从顾随的遗文里看他的世界，可得出诸多的印象。求知方面，他与周作人心绪多有交叉，而就精神本色而言，却紧靠着鲁迅，虚无感和挣扎感那么强地流溢着。顾随大抵是个诗人，对学术看得较轻。他一生一直以创作为重，然而因生计之故，不得不以教书度日，写下的大多是读书札记之类的东西。但这些札记，我们可以当美文来读，既无教授腔，又非作家式的漫谈，常常是诗化的学识，激情融入见解，见解里又蕴含哲思，古老的文本在他面前，常常被激活了，或现实化了。若说什么是艺术鉴赏，倘读一读他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揣龠录》等，那才叫神清气爽呢。

周作人生前，与顾随的交往止于一般友人的礼仪，并非像对废名、江绍原那么热情。不过顾随有困难的时候，也多次求助于先生，比如20世纪40年代，其弟失业时，顾随就找过周氏，希望在教育界，能为其谋得一职。他们的交往，多以谈学识为主，且颇有滋有味。如顾随致周氏的一封信曾云：晚饭后得吾师手书，又语章三章，如大热得美荫，积困为之一苏。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二章已见过，但师跋语中鱼沫相啕一语，弟子所感实深。一体苦住，故能感受。但道有浅深，吾师出语，雍雍穆穆。若弟子则不免有浮气躁气，至少亦有愁苦气也。

星期日上午拟晋谒，余俟面详，不一一。

愁苦之气，与雍雍穆穆，哪一个好呢？见仁见智，不可求同。但顾氏之苦也真，难说不敌静穆之气。周作人晚年谈鲁迅的家事、掌故，沉静得连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有点过于无情，不见人的性情了。20世纪50年代初，顾随就对周氏已多有微词，在致友人信中说：

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鲁迅的故家》一书，署名周遐寿，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文字去年曾继续于上海日报登出，如今汇集印成一集。日前天暑无事，曾借得一部读一过。文笔松松懈懈，仍是启老本来面目，惟所写太琐屑，读后除去记得许多闲事而外，很难说到得什么好处。即启老自序亦谓“鸡零狗碎”矣。深恐最近之将来不免有人要批评一通，弟曾见此书否？如无事可以一看，否则不过目，亦不甚可惜耳。

但他读鲁迅著作，就是另一种状态。1942年，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就感动不已，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

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我相信顾随的感觉是真实的。他对周氏兄弟的判断，十分到位，是跳出了苦雨斋的高人。顾氏生活于学人的圈子，能悟出其中的冷暖，看到己身的不足，这就很有几分哲人气。我们读俞平伯、沈启无、江绍原的文章，都无顾随那样的悲凉气，而顾氏于平淡中又能生出奇拔的超逸情怀，与喜欢鲁迅不无关系。顾随的文章，每每被后人提及，且喜好者甚多，那是见解的不俗所致，至少比起周作人的诸多弟子的文章，是有可咏叹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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