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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读（第1页）

至今还记得童年时代的一则谜语:一间小木房，没门光有窗;只要窗户亮，有说有笑把歌唱。（打一物）现在的孩子怕是没有几个能猜出来了。要知道，在当年的我们心里，谜底可真算是个稀罕物。

我刚刚读小学，收音机开始走进了我的生活。这一路作伴，不知不觉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我常常想记录下与之相处的点点滴滴，也许是情到深处意踌躇吧，一直到今天也未能遂愿。

去年春节前，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无意间翻看到前几年的两则“新闻”打印稿，我的心弦被重重地拨动了一下。一则新闻是说，2008年5月，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党中央给每位救灾官兵人手一台收音机，官兵们在异常紧张的救援休息时，听上一会儿收音机，也能得到力量的鼓舞和心情的放松;还有一则是2011年10月24日的《东方早报》刊登的一则通讯，题目是《夫妇坚守海岛25年:年工资3800听坏19台收音机》，讲的是一对夫妇1986年上岛，坚持守岛整整25年，听坏了19台收音机的故事。

透过这两则新闻，我们在感佩新闻人物的同时，也在内心惊叹折服于收音机的神奇功效!

还得感谢莫言先生，他的演讲《用耳朵阅读》唤起了我关于耳读的缤纷记忆。我下决心将与广播相依相伴的日子记述下来，真实表达出一个平凡生命体会到的耳读的幸福。

我的童年记录在一个二百来人的贫穷小村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住着茅草屋。要说阔绰人家，戴婶家当数首富。村子里的第一部缝纫机是戴婶家买的，村里的第一栋两层楼房是戴婶家盖的，戴婶家还有了村里的第一台收音机。庆幸得很，我家与富户戴婶家为邻，四间茅屋驻扎在她家楼前，更衬托出楼房的雄伟。

戴婶与我妈同姓同辈，两人以姐妹相称，两家相处赛过一般远亲，两家但凡有啥新上市的吃食总会互通有无。

每天黄昏时分，戴婶总会把收音机打开，楼前屋后、左邻右舍的七八户人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沉浸在“八音盒”送来的快乐氛围中。节目可真丰富，有我最爱听的评书、少儿节目，有中学生姐姐偏爱的每周一歌和新闻节目，还有父母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和奶奶边听边哼的黄梅戏。

做完一天的功课，我搬把小方凳，坐在戴婶家门口侧耳托腮，心情无比放松，近距离地聆听，耳朵惬意多了，天黑了也浑然不觉，直到杂音渐多，戴叔回家了才把收音机关掉，我只得意犹未尽地起身回家。若是戴叔全家走亲戚喝喜酒，我们就会有两三天听不到收音机，黄昏时分的快乐耳读便会被迫消停几天，内心的怅然潜滋暗长，可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家河东的村支书家旁边的电线杆子上绑了个高音喇叭，有时候也转播一些省市电台节目，但常常会插播村里镇上的关于施肥打药水、收缴“三粮四钱”的通知。这个喇叭时响时不响，常常在你想听的时候闷声作哑，在你不想听的时候突然就声嘶力竭地高叫。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喇叭还是怀有好感的———不管怎样，总是留了个念想和盼头。

拥有一台收音机成了我童年时的一个梦，幼小心灵被强烈的占有欲望折磨得度日如年———要是自己家有一台该多好啊!自己的耳朵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节目就听什么节目，而不是做被动的陪听者。

为了早日圆梦，我在星期六晚上赶完作业，星期天就可以走村串户地去捡废旧塑料纸等卖钱，我一分一分地攒着，但距离十几元的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

漫长的等待总是煎熬人心，但愿望的实现往往如天兵降临般突如其来，总在意料之外。

那天，我放学回家专心写着作业，伴随着脚踏车的铃声，妈妈的呼唤也飘进了耳膜:

“快来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我扔下笔，兔子般地跳出门槛。

妈妈指指车后的篓子。只见一个长方体状的东西用蓝印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

“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给我看。”

我三下五除二地打开包裹，一台半新半旧的木质收音机呈现在眼前。

“哇，是收音机!我家有收音机啦!我家有收音机啦!”

我欢呼着，跳跃着，把收音机宝贝似的抱给姐姐看。我和姐姐喜笑颜开地迎进了这位尊贵的客人，姐姐把堂屋的水泥柜擦拭一新，收音机被尊放在如来佛祖的石膏像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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