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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爸做事有魄力、有思路，敢想敢干，敢作敢为，为了扩大绛帐油脂厂的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油脂厂在全县设立了许多油菜籽收购点，采用成品油兑换油菜籽的办法增加油菜籽的收购量，扩大生产规模。同时，通过加强管理，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把一个半死不活的油脂厂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三爸在外面风风火火地干事业，三妈在后面做后盾。那时候三爸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三妈一个人在支撑、照料。

三爸常年在外面工作，尤其是担任公社领导后很少有时间照顾家里，家里家外的活就全部落在三妈一个人身上。白天三妈要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回到家又要照料几个年幼的娃娃，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农忙季节，三爸也能抽空回家搭把手，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三妈生活负担过重的问题。

三妈一个人在家很难，种庄稼、讨生活，其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衷。记得小时候，三妈地里的活常常忙不过来，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有时候就去搭把手。一直到五妹润巧、六妹巧莲长大后，能担上力、帮上忙了，三妈的负担才慢慢有所减轻。

那时候，我虽然不完全懂事，但已经觉察出农村妇女有个在外工作的丈夫，表面上看风风光光，倒不如有个知冷知热的农村丈夫在身边，共同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家务来得实惠。

三妈的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从来没有怨言，一个农村妇女的朴实能干，在三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命运多舛的姑姑

我有两个姑姑，她们俩是我们家最苦命的人。

当年，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社会和缺吃少穿、忍饥挨饿的生活，让姑姑们从小就失去了爹娘疼爱、家庭温暖，流离失所、远走他乡，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饱尝了小小年纪就寄人篱下的艰辛与酸楚。

听爹讲，旧社会我们家很穷很穷，爷和婆娃娃又多，大姑刚刚七八岁就被送到北乡山底下一家姓何的人家里做童工，受尽打骂屈辱。有一年，大姑实在忍受不了在何家挨打受骂的生活，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关中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家里穷困潦倒，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奈之下，爷和婆只好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

那一年陕西关中普遍遭灾，一路上很难要到吃的，忍饥挨饿成了一家人的家常便饭。万般无奈之下，在逃荒要饭途中，爷和婆忍痛割爱，先后卖掉了两个姑姑，把大姑卖到了长安县，把二姑卖到了武功县。

从此两个姑姑和家里失去了一切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姑寻找老家心情迫切，只是小时候离家太早，对村子印象模糊，一直不敢贸然行动。犹犹豫豫当中，大姑已经到了五十岁，她觉得剩下的时日不多，寻找娘家、寻找父母的愿望就更加迫切。

大姑的儿女们慢慢地长大了。有一年，大姑让在西安油脂厂工作的儿子文锁哥请了假，陪着她坐火车一路向西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村一度归岐山县管辖，大姑就找到了岐山县，绕着县城转了一大圈。大姑除了知道自己姓刘，其他记忆模糊，线索有限，犹如大海捞针，找来找去没有结果，只好黯然返回长安县。

第二年，大姑又让文锁哥陪伴她继续向西寻找。非常凑巧，法门镇有个人也在西安油脂厂工作，是文锁哥的同事，当他得知情况后，提出让文锁哥和大姑先去他们家，然后用他家的架子车拉上姑姑，去岐山县继续寻找。

法门镇其实离我们村子只有十里路，找到了法门镇就等于找到了家。只是大姑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去过法门镇，自然不清楚这方面的事情。

文锁哥陪同大姑先是到了法门镇，用同事家的架子车拉上大姑，又一次风尘仆仆地找到岐山县，然后一路打听、一路寻找。从岐山县城找到了青化镇，从青化镇找到了孙家村。孙家村和我们村就隔了一条沟，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年人根据大姑描述的情况，告诉大姑过了这条沟，沟对岸有个村子叫胡同刘家村，村子里的人都姓刘，让大姑过去打听打听。

老人指点迷津，让大姑和文锁哥喜出望外。

文锁哥用架子车拉着大姑下了孙家沟那一段大坡，来到三岔河。

那天巧了，爹正好在三岔河生产队的蔬菜地里种蔬菜，大姑和文锁哥上前打听时，爹发现眼前的这个中年妇女长得非常像我婆，仔细询问，才知站在眼前的正是自己失散了四十多年的亲妹妹。爹顿时情绪失控，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大姑和文锁哥见此情景，也是泪眼蒙眬，泣不成声。

等到大家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爹放下手里的活，把妹妹、外甥领回了家。一进家门，二爹、二娘、三妈都闻讯赶到家里，一家人又是一番抱头痛哭。哭够了，家里又传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村里的人听说我们家失散四十多年的大姑回来了，都为我们一家人能够再次团聚而高兴。

大姑辗转数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欣喜异常。

她从小饱尝了忍饥挨饿的苦头，到了我家和二爹、三爸家，首先是搭上梯子爬上楼，看看麦包里的粮食多不多，够不够吃，当她看到哥哥和两个弟弟家粮食满仓，高兴得合不拢嘴。

爷和婆已经去世，大姑回到了家里，只有跪在爷和婆的坟前痛哭一场。

打那以后，每年正月大姑都要在儿子、女儿的陪同下，回老家看看自己的哥哥弟弟，爹和二爹、三爸也先后去长安县看望过大姑。

随着年龄增长，大姑来不了了，就派文锁哥全权代表，每年正月来家里看望三个舅舅、舅妈，大哥、二哥、五省也代表爹、二爹、三爸多次去长安县看望大姑。

那时候，我已经调到了北京总后勤部机关工作，有一年我去西安出差，西安军工厂的领导专门给我安排了一辆小车，送我去长安县看望大姑。站在大姑家黑黢黢的窑洞前，望着由于一生劳累身形瘦小的大姑，我泪眼蒙眬。大姑看见在北京当兵的侄子专程赶到家里来看她，非常高兴。

两边的老人去世后，文锁哥和大哥、二哥、新生之间的来往走动，一直保持到现在。

说起来，二姑比大姑幸运，二姑从小在爷和婆身边长大，对家里印象深刻。结婚成家以后，二姑就想方设法和家里取得了联系。每年正月，二姑和二姑父都要来家里看望父母和哥哥、弟弟们。

只可惜，我对二姑没有任何印象，也许是当时年龄太小，二姑回老家没在意。二姑身体不好，殁得早，二姑父每年正月就带着儿子们来家里看望爷和婆。后来爷、婆不在世了，二姑父年龄也大了，大儿子插旗哥、二儿子收旗、三儿子同旗就代表他们的父亲每年来看望三个舅舅。来得最多最勤的是插旗哥，几乎风雨无阻，年年不落。

爹娘、二爹二娘和三爸三妈相继去世后，插旗哥每年仍然来家里看望几个表哥、表弟。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他离开人世。

旧社会给我们一家人造成的灾难与伤痛，在新社会得到了医治与修复。家里人和两个姑姑家持续不断的交往，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骨肉亲情的炽热与温馨。

“陇县伯”和“陇县爸”

从小经常听爹讲，在陕西陇县，有我的“陇县伯”和“陇县爸”，只是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陇县伯”和“陇县爸”，自然不知道他们俩到底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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