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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台钟的发条（第2页）

母亲是家里的总管，她把家里安排得服服帖帖。那时家里不富裕，但总吃得舒舒服服，穿得暖暖和和，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没特别困难的感觉。家里总有吃肉的安排，总有吃干（饭）的日子，饼和馒头我们很少做，因为我们不太喜欢吃。母亲喜欢买栗子山芋，很少买糖炒栗子，因为栗子山芋能吃成栗子味，价钱又低廉。鸡是很少买的，但菜场里有鸡壳子，母亲即使排队也要争取去买来，烧鸡汤，骨头边还有肉，那是母亲为我们改善生活的项目。当然浪费是不允许的，哪怕是穿着。

家里女孩多，母亲很少给她们买新衣服，基本实行“新阿大、旧阿二、补阿三”的原则。我妹妹小时就轮到这状况，一次她生病，母亲领她到地段医院就诊，医生看到妹妹穿的衣服都压着补丁，就问我妈：“这孩子的爸爸是踩三轮车的吗？”其实父亲那时已是月薪95。03元，收入很高了。

我们虽然多是穿着补丁的衣裤长大的，但母亲总是帮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母亲自己更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裤生活，直到我们都工作了，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她那裤子还是补了又补。三姐常买给她衣裤，她也很少穿，说是穿在里面又没人看见，这种裤子穿了舒服。后来母亲把自己最好的中长的海富绒大衣改成海富绒短大衣给我妹妹，还挺时髦，不知是否弥补妹妹小时候穿旧衣服的缺憾。

家里的三顿饭菜都是母亲打理，从买菜、洗菜、烧菜到洗碗，饭桌上她吃得很少，但剩饭剩菜总由她解决，我们从不管这事。一次我下乡劳动回来，肚子很饿，一下子就把家里的半锅剩粥吃了。母亲很是高兴，说是我帮她吃掉了一周吃不了的剩粥。母亲吃剩菜剩饭，我是到她老了才注意的。每天饭菜总有剩下的，总有人要去处理，她总是扮演这个角色，她认为这些饭菜都是钱买来的，扔了可惜，不会像现在人们，隔夜菜大多会倒掉。直到我父亲老年时，有的菜竟然反复烧煮五六天，吃得倒胃口。我也深感对他们关心太少，但和母亲讲也未必有效。

六

母亲心肠很软，从来不吃牛肉，因为她觉得牛一辈子在田里耕作太辛苦，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按理，牛肉是潮州人家里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在母亲当家的日子里，饭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牛肉菜肴。她的有些事，还得到我们的嗤笑。小时候，门口常有来讨饭的，她总会盛一碗或半碗饭，加一点菜给他们。那时我们生活也拮据，尤其是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很不理解母亲这样做，认为叫花子太多，又不认识，我们自己也是省吃俭用，没必要去接济，有时还讽她为东郭先生。但母亲总说这种人很可怜，我们少吃一口，饿不死，大家都不给他们吃，他们将饿死。有段时间，我们家门口常有个中年女人挑担高嗓门儿来吆喝，叫卖潮州菜、橄榄菜和荷兰豆，20世纪50年代只有潮州人才会买来吃。我们弄堂里有十多户潮州人，她们才会来叫卖。但邻居买的人不多，可能价钱较贵，母亲总会买一点，说她们挑担过来不容易。记得还有个我们叫她卖猪头肉老婶的，每次来我家，手里不是提块潮州烟熏猪头肉，就是潮州鸭脯，那时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食品的，她叫我母亲大小姐，问要不要买。母亲总把它买下来，还留她吃顿饭。母亲和她聊起一些事，似乎还很熟，我估计是母亲在娘家时就和她认识的，临走她直讲“大小姐良心真好”。后来过了很多年，那个卖猪头肉老婶一直没出现，母亲还会在我们面前念起，不知她过得怎样，是否还在世上。至于有些做潮州鱼圆生意的，有时也会来问要否，我母亲买了，就会想到给我阿姨送去。姨夫虽然是宁波人，但特别喜欢潮州鱼圆，他有时会从碗里吊一只放进嘴里咀嚼，喜形于色。

母亲在特定环境下的思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50年代后期，大舅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一直为他不平。大舅在旧社会大学毕业，学的是财会。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一些同学一直鼓励他去海外，当时他已在中国银行工作。一次，他的要好朋友来问他，香港一个大机构需要一个懂财会、会英语、会讲潮州话的人，工资很高，问他愿不愿去。他觉得新中国成立了，新社会也需要有用之才，拒绝了高聘。1957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苏联银行制度的弊端》。在反右斗争后期，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批评苏联老大哥，就是攻击共产党，反党，被套上右派分子帽子，从银行调到杂货店当营业员。大舅不服，写了申诉信，但每次申诉就加重他的罪孽，说他右派想翻天，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困难时期差点把他送到安徽农村去。

母亲很为大舅愁苦，她清楚大舅不会仇恨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否则早就离开大陆了。由于大舅被评为右派，大舅妈原来是优秀小学教师，现在什么也不是。也因此影响了子女很多发展机会。母亲在我们面前常露出对大舅的同情，她一直坚持大舅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就是嘴臭，好发表自己观点，惹的祸。母亲从没疏远过大舅，来往走动还很勤。母亲常去看望大舅，他们家在三楼，扶梯陡，道路黑，母亲要在下面叫他们开电灯才能上去。母亲的叫声给大舅家人留下很深印象，听到这声音，他们就知道大孃孃来了。前几年，大舅的儿子小易（已在美国定居）从美国来上海，我们表兄弟聚餐，小易就学我母亲在楼梯口大声叫大舅的名字。小易虽然不会讲潮州话，但我母亲的叫声，他学得惟妙惟肖，我们笑倒一片。大舅也时常来找我母亲，一进门就“阿姐、阿姐”

的，看得出，他和我母亲在一起很舒心，姐弟俩会背着我们讲很长时间话。大舅一直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乐观，当他右派平反时，他已老了，还得了癌症，但他还是很乐观，请他香港朋友做担保，将儿子小易送到美国读书。

母亲在“大跃进”年代，解放妇女劳动力时，也去里弄生产组工作了，先后做了糊纸盒、做皮革件等活。组里总有几个碎嘴婆，其中一个被母亲讽为“缺牙”的，门牙缺一个，不知是否嚼舌头太多把门牙也嚼了，总是盯着母亲，嫉妒我父亲工资高，一个抵她老公两个。当然她对其他人也评头论足。组里有个阿姨，每次买棒冰时总问：“三分钱的断棒冰有吗？”而给“缺牙”起了个“三分头阿姨”绰号。那时正遇我妹妹毕业，因病休在家，里弄来动员去务农，那个“缺牙”更是抓住话题，“家里工资大，不放子女去农村是不响应国家号召”，还说得上纲上线，组里还有人应声附和。母亲不予理喻，但时感头也抬不起来。她回到家里，和我妹妹说：“去不去你自己定，想想好了再定。妈妈不会逼你，家里有饭你总可以吃的。”后来妹妹病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七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母亲待我特别好，或许家里有四个女儿，我是独子的关系。母亲喜欢儿子，看什么都是好。“你看，男孩子吃奶起来也和小姑娘不一样，小脚用力一蹬，啊呜一口，爽爽气气。

囡五（女儿）要给她吃奶了，她嗯一记，头别别转，弄得我奶涨煞，每趟要看医生，贴消肿药膏。”甚至在家抱怨，养女儿草纸也要多用点，说得姐妹们老大不快。那时家里经济拮据，母亲还会想着给我开“小灶”，午睡醒来，母亲会抱我在弄堂口，等敲梆卖粥的“梅兰芳”（因他声音“聒勒”松脆，大家都叫他梅兰芳），买一碗白糖粥给我吃。中学开始，我口袋里的钱总比其他的同学多，打完篮球，我会到城隍庙馒头店买两个广东叉烧包充饥。那时母亲要我不去羡慕同学，会定期给我5毛或1元零用钱，那时钱大，叉烧包仅5分一个，我总有点小积蓄。在我长身体那几年，母亲每年冬天专门烧点东西给我补身体，炖猪蹄筋一大砂锅，每天早上盛一碗，热给我吃，从冬至吃到立春；有时桂圆煮蹄髈，甜的，每年轮换着。我的姐妹也没妒忌。我在同辈中买自行车、进口手表都是算早的，也是算少的，这些都是父母对我的厚爱。我知道家里并不比其他人家富，因此很爱护买来的东西，口袋里的钱不随便乱用，不使母亲难堪。在我33岁那年，我因工作忙，熬夜写单位材料，自己又不重视，阑尾炎穿孔导致腹膜炎，在曙光医院高烧19天，创造了该医院手术后发高烧的纪录。每天下午我的体温都要到38。6～39摄氏度，母亲担心我活不下去了，旧社会多少人因为发高烧而死？她几乎每天求医生，寻亲戚，找邻居，真是到了见人就讲、见鬼就哭的地步。母亲为我流了很多眼泪。幸好，医生陈权不断改进医疗方案，加上我的身体体质还行，终于渡过难关，母亲才放下心来。那年，母亲为我瘦了一圈。

母亲对我也是用男孩要求来养的。记得小时候有几次任性，母亲就会训斥我，这像啥男小囡，今后还会有出息？男孩子不能这样的。虽然没打过我，但话语是重的，不断把我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

在我结婚的事上，母亲为我们做出了第二次牺牲。母亲和父亲商量，将他们的房子让出来，给我们结婚。因为我们暂时没法申请住房。

家里虽然搭了阁楼，但母亲还是去附近的二姐家过夜。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很快解决了住房，但想起这些事，就感到对父母深深的歉意。后来我先后四次给父母改善住房，越住越好，但总抵不过母亲对我们感情的伟大。

母亲信佛，虽然没有前楼阿婆那样常常诵经，念读佛经故事，但也常拜佛，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的，希望菩萨能保佑家庭平安，后代聪明，有出息。她和我说，是34岁开始的，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她为我开始吃素。这吃素习惯，她一直保持到90多岁。在那段时间，她喜欢挂一本日历，每天撕一张，怕误了初一、十五吃素的日子，否则前面白吃。她就是这样较真。

当然，母亲还保有那个时代过来人的观念习惯。妻子在生孩子奶奶刘凤珠和孙子马思亮

时，母亲在家待了一天，已等不及了，自己走很长一段路到红房子医院门口张望。当她看到我时，隔着很远，就尖着嗓门儿问，生了什么？当她得知是男孩时，高兴得屁颠屁颠地回去了。等我回到家里，妻子生儿子的消息，左邻右舍都已知道了。母亲对孙子的喂养，真是倾心倾力的。妻子休假56天就去上班了，孩子白天喂牛奶、领养，都是母亲和父亲两人包掉，毫无怨言。母亲对我儿子的喜欢溢于言表。每次见到他，总要他过来说话，一直到他成人。但我儿子成家生了个女孩，母亲第一次听到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没有说一句话。那时母亲已经90多岁了。

母亲看到我永远是高兴的，尤其是父亲离世后，我把她接过来和我同住。妻子为了照顾母亲和她自己的父母，提前从政府机关退休。

我还和妻子开玩笑，你现在真心照顾我母亲，以后我会回报你的，如陪你去澳大利亚等。妻子退休前，组织上安排她去过美国、加拿大、欧洲多地，连迪拜也去过，就是澳大利亚没去过。但她只是笑着说“你放心”三个字，令我感动。当然她也知道母亲在我心中的分量。

至今，因她腰不好，我还没兑现自己的诺言，妻子根本不在乎去澳大利亚那事。

家里留了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给母亲住，使母亲能享受夏凉冬暖的快乐。那时我还在上班，常常要出差和出国，我三姐和妹妹也希望母亲到她们那里去居住，尽孝。有段时间，母亲同意轮流去住，但每次都要带二十八九个包裹过去，在我车里塞得满满的，可没到住期，就唠叨着要回家了。我姐她们问，回家？回哪家？答，儿子家。她们说，儿子、女儿的家，都是你的家。母亲坚持，儿子家是我的家，把姐妹们弄得气死，只得通知我开车把她接回去。她看到我去接她，特别高兴，笑嘻嘻地用潮州话叫着“阿奴（儿子）来了”或“阿成来了”，一下子就钻进我的车子里坐定，不管我们怎么帮她搬着那20多个包裹。随着年龄增长，她不愿去姐妹家居住了，我专门请了护工定期给她洗澡、洗头等，搞好个人卫生。家里虽有两间厕所，但买了个活动马桶放在她床旁，便于她晚上使用，床前还专门铺了地毯。母亲在我处住的最后六七年时间里，我把对父亲没尽到多陪他外出吃饭的亏欠，弥补在母亲身上，过些日子就开车出外陪她吃饭。每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会推开母亲的房门，她醒着，就和她说几句话；若她已睡了，就会看一眼，轻轻掩上门，不惊醒她睡觉。母亲到后期牙齿已很少，吃饭有点困难，妻子给她烧肉糜菜粥煮烂喂她吃，和她说，不吃没力气了。她很是配合，也能吃大半碗的。后来她有点老年痴呆，常叫错人，但我和妻子的名字一直没叫错过。

尾声

母亲出生在动乱年代，又成长于特殊家庭环境，形成了她特有的性格和脾气，心软而做事坚定，有时甚至到固执。家里的事都由她在决定。无论是非观念还是传统旧习惯，在她心里都难以改变，就像老式台钟里的发条。孩提时，我曾经为探索时钟运行的秘密拆卸了台钟的零件，发现它的发条像是人的心脏，输送着动力。它盘卷着，捏上去软软的，有弹性，但它不易变形，除非折断。

母亲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虽然我和她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人生经历千差万别，但从我的性格和脾性来看，时能显现母亲影响的烙印。

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无论是小时候或年老时，我都时时感到她对我的温暖和教诲。她走后，我每年至少两次上坟祭扫，和父母说说话，哪怕这次疫情肆虐，稍一放开，我就想着到坟上去看他们。每每想起她，她的微笑脸庞总浮现在我脑海，使我泪目，常感她还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有一个为子孙什么都能舍弃的伟大母亲，我怎么能不敬重，怎么会不骄傲呢？我感到无比幸福！

母亲曾经和我开玩笑，说来世还希望我去做她的儿子。那是我很高兴的事，我又能享受她的母爱，还能再续我们的母子情，让我再尽我的孝心。

“妈妈”，阿成在叫您，您在天堂听见没有？

草于2020年5月

改于2022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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