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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下（第1页）

姚鼐

姚鼐（1732年—1815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姚鼐的门人以梅曾亮（1786年—1856年）、管同（1780年—1831年）、方东树（1772年—1851年）、姚莹（1785年—1853年）为著名，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梅曾亮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在姚门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自认为“稍知者独文字耳”（《答吴子叙书》）。在《赠汪写园序》中，就强调“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决其一而专处之”。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文学的特性在于“合乎古而乐乎心”（《复邹松友书》）。所谓“乐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产生一种快乐愉悦的情趣。所谓“合乎古”，其实质就是“能得其真”（《朱尚斋诗集序》）。他在《杂说》《黄香铁诗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吴笏庵诗集序》等文中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得其真”；而“得其真”的关键在于“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方东树

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等，他是桐城派的忠实继承者。在道统方面他极力宣传程朱理学，著《汉学商兑》以反对汉学，声称“余平生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汉学商兑》三序）因此，他在论文时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他的先辈方苞、姚鼐等走得更远。这与他的前辈相比，乃至在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方东树以卫道者著称，他的论文最大特点就是打着程朱理学的招牌，强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说。

姚莹

姚莹，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姚鼐的侄孙。他较早就注意时务与世界大势，收购外国书籍。任台湾道时，值鸦片战争起，积极防御，击败英国侵略者，反而被诬贬官四川。曾奉命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之间的争端。在贬谪期间，仍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著文纵论时事，指陈得失，对英、法、俄等国情况，对印度、尼泊尔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天主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所著《康輶纪行》着重考察西藏地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咸丰初年，与林则徐一起起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病死于军中。著有《中复堂集》。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了冲击。所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细地追叙桐城派文统时，慨叹“不闻桐城诸老之声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国藩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他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摇摇欲隧的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也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有《曾文公集》。

吴汝纶

吴汝纶（1840年—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在曾国藩古文“不宜说理”的基础上再前进了一步，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之说施之文章”（《答姚叔节》）。并在对宋学信念产生动摇的同时，对西学产生兴趣，曾主张“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与李赞臣》）。他为严复的《天演论》《原富》及多种美日学者的著作写序，在他主持的学堂里，特聘英文、日文教员，开设西学课程。他这样大张其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倡导研习西学，都为清末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代表作品

综述

桐城派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续了庄重典雅，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清代以来，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17]

方苞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刘大櫆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20]

姚鼐

姚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

社会影响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从地域来看，成员遍布全国19个省、区、市和境外日本、朝鲜等国。据民国学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考定，桐城派作家有1211人，《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辑录桐城派作家著作有4300余种，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学术研究

研究意义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的生发和兴衰都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而范当世负笈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除上述师事联结之外，桐城派还有两种重要的学缘关系，一是学政、乡会试考官、房师之类的师生关系，二是仰慕其学却无缘亲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受知师，与受业师相对，对个体与群体发展都颇为重要。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但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展共同体的界域与范围。如曾国藩、吴德旋、王先谦等人之于姚鼐，尤其是曾国藩带给桐城派的兴盛与扩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又承续大业，延展铺扬，声势赫奕。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现大宗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没有适应新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综上观之，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学缘师事为主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两翼，以私淑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淑共同构筑桐城派共同体的大厦。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幕府，参赞政务。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