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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中（第1页）

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15]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7]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16-19]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编撰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52]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文学特色

写作手法

写人艺术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涉及的人物约六百多名，其中事迹较为详细、形象鲜明者不下百来人。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24]

又如苏秦，对这一人物主要通过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论做细腻的描绘来塑造苏秦。当苏秦说秦惠王时，口若悬河，力言“非战不足立大功”，这表现出他有一定的才识。失败后，狼狈而归，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说，必然会灰心丧气，可是他却更加埋头钻研，在读书过于疲惫时，甚至“引锥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国，果然取得“卿相富贵”。记叙苏秦时，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让他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使其个性得以展现。通过这些描述，苏秦的聪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

语言特色

战国策士们在游说时非常注意运用多种修辞使辞采更加动听、传神，用绚丽的词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为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乃至危言耸听。从而使说辞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有的学者因此称其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346字706字）。[25][26]

骈辞俪句使得《战国策》第一，词锋更为犀利，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秦王以实力不强、准备不足予以拒绝时，苏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言辞进一步撺掇对方，最后竟至于进行斥责，企图以激怒秦王来使其接受自己的计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述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让人感受到论者之语气由缓而急、由弱而强。第二，词情更为浓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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