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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诸侯国上（第1页）

周朝诸侯国

分封天下

周代诸侯国源自周朝的分封制，当时土地和连同人民，分别授予先古圣王后裔、同姓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1]封国的面积大小不一，封国国君的爵位也有高低。诸侯必须服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

爵位

五等爵

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周代诸侯国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左传》的这段话，据杜注是“言自王以下诸侯、大夫各任其职”，意义正与《逸周书·职方氏》一致。王是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公、侯、伯、子、男”就是周代的五等诸侯，故《逸周书》云“凡邦国大小相维”。“甸、采、卫”，杜注释为侯、甸、男、采、卫五服之名的略举，是对的。具体地说，采、卫主要指二服中的附庸小国。《国语·郑语》说：“妘姓邬、郐、路、逼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是邬、郐等附庸小国称采、卫之证。这样，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

《逸周书·度训解》说周代诸侯国“爵以明等极”。孔晁注：“极，中也。贵贱之等，尊卑之中也。”《时训解》说：“天子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左传》昭公十三年载郑子产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列”就是诸侯的等列。“列尊贡重”，就是爵位越尊贵，贡赋越重。“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此甸字通圻，指的是王畿之内。上引《周语上》说“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一证。《周语上》载祭公谋父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是二证。王畿之内的封国位虽卑而贡重。“郑，伯男也”，是说郑为伯爵，而在男服，所以让它承担“公侯之贡”，是不合理的。一些论著多把这句话与《国语·周语中》富辰所说“郑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等同起来，说“伯男”与“伯南”一致，这是不对的。金景芳师早就说过：“郑伯，南也”，指的是“郑伯这个人身份特殊”。因为郑武、庄公先后为王朝卿士。卿士职位也称“南”。所以应当尊贵，不能卑视。这与“郑，伯男也”的含义完全不同。故富辰在下文说“平、桓、庄、惠”诸王“皆受郑劳，王而弃之，是不用勋也。”又，《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说：“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杜注：“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故可以会伯子男也。”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公、侯爵位在伯、子、男之上。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是有序的

《左传》哀公十三年载鲁大夫子服景伯说：“王命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子服景伯所说的“伯”，是诸侯之长，又称“侯伯”，也就是霸主。《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据《礼记·王制》：“八命为伯。”侯牧即诸侯，古代诸侯是牧民的，所以也称侯牧。“侯帅子男以见于伯”一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释为：“其曰侯者，盖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盖兼伯而言。谓公侯帅伯子男以见于伯也。”按竹添说是正确的。《春秋》以“公侯”为一类，以“伯子男”为一类，所以“举侯可以兼公，举子男可以兼伯”。又，《国语》说：“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3]韦昭注：“正，长也。”说明公侯相当于天子的“官正”，亦即百官之长；而伯子男则相当于天子的师旅，位在公侯之下。

《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楚大夫椒举向宋国左师向戌与郑国执政子产问礼仪形式。向戌说：“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会诸侯之礼六。”子产说：“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杜预注：“其礼六仪也。宋爵公，故献公礼。郑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这也说明公爵位在伯子男之上。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在周代，“公侯”的爵位明显高于“伯子男”。五等诸侯的排列次序确是爵秩的高低等差。

专就“公侯”而论，公又高于侯。《左传》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4]。”当时人评论说：“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所谓“名位不同”，是说虢公时任王朝卿士，位为“公”，而晋为侯爵，虢爵位高于晋侯。依周制，天子接见诸侯，应“正班爵之义”，虢公高于晋侯，赏赐时就该“礼亦异数”。而今王不辨虢公与晋侯的爵秩高低，赏赐同样的礼物，就是“以礼假人”，这是违背周礼的。

周代诸侯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曾概括世界各民族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共同特点说：“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中“多级的阶梯”的表现形式。在周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多级的阶梯”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诸侯中有，卿大夫中也有。

《左传》桓公三年说：“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这里所说的“敌国”是匹敌的国家。“公子”，就是国君的女儿。在国君的姊妹或女儿出嫁时，依对方国家的大小，分别由上卿、下卿、诸卿和上大夫送行。说明卿大夫是有上下等级的。《左传》僖公十二年载，齐国的执政管仲到成周去为王室和戎人讲和。王准备以“上卿之礼”招待他。管仲因为齐国有国子、高子两位上卿，所以推辞不就，仅“受下卿之礼而还”。这证明在诸侯国的卿一级官员中确有上卿、下卿之分。

《左传》成公三年载鲁大夫臧宣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臧宣叔所说的“古之制”，就是西周制度。杜预注：“古制：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这就说明了在周代不仅诸侯国的卿大夫有上、中、下之分，而且不同国家的卿大夫在列国间的交往中地位也不尽相同。国家爵位尊，卿大夫的地位也尊；相反，国家的爵位卑，其卿大夫的地位也就卑。

列国卿大夫的上下等级是十分严格的。《左传》成公三年说晋国的中行伯（荀庚）“其位在三”，列于中军帅郤克和中军佐荀首之后。成公十六年，晋大夫郤至在鄢陵之战后，到成周向天子献楚捷时自夸其功，王朝卿士单子说：“温季（即郤至）其亡乎！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当时，郤至为晋新军佐，位次在上、中、下三军将佐及新军将之下，列第八位。襄公二十六年，郑国战胜陈国，郑伯赏赐有功的子展、子产二将，“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谢六邑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子展时为郑国上卿，子西次之，良霄第三，子产居四。以周礼，卿大夫每下一级，赏格当减去二，曰“隆杀以两”。所以子产不敢接受六邑的奖赏。以上数例足以说明周代卿大夫等级制的森严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宗伯在“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之外，还有“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的职责。小宗伯则有“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的职责。列国的宗伯应当也有这种职能。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挥就以善于辨别列国大夫的“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知名。

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甚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为原则划分成若干等级。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称后，诸侯嫡妻称夫人，卿大夫嫡妻称内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贵贱的等列。《左传》文公六年载，晋襄公逝世，其子幼弱。晋大夫因为国家多难，商议扶立年长的君主。贾季主张立晋文公庶妻辰嬴的儿子公子乐。赵孟不同意，说：“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主张立晋文公庶妻杜祁的儿子公子雍，理由是：“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晋文公嫡妻是文赢，次妃为襄公生母逼姞，三妃为季隗，四妃为杜祁，九妃为辰赢。清人俞正燮推断，文公在齐娶的“齐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欤?”可见，晋文公的夫人与八位庶妻的位次是井然有序的。

《左传》昭公八年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陈哀公的夫人与二妃、下妃的排列也是井然有序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大夫赵衰娶晋文公的女儿赵姬为正妻，生赵原同、赵屏括、赵楼婴三子。赵衰追随文公在狄时曾娶狄女叔隗，生赵盾。赵姬是位贤达妇人，见赵盾有才干，就坚决请求以赵盾“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这是卿大夫妻有嫡庶之分的证据。《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预注：“薳氏之女为僖子副妾，别居在外，故僖子纳泉丘人女令助之”是正确的。“其僚”，是泉丘女的僚友。沈钦韩《左传补注》云：“薳氏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为其簉。或薳氏是僖子别邑，使二女别居以此为簉也，故下宿于薳氏。”此说实误。一者，僖子为鲁卿，在鲁都有府第，其府第在季氏宅东南，登其宅西北隅，便可望见季氏，其正妻怎能不在府宅而在薳氏？二者，如说“使二女别居为簉”，应是自为簉，《左传》怎会说“使助薳氏之簉”?依此知沈解不确。从这条材料看，孟僖子的妻子至少有四位，排列次序是正妻、副妾薳氏、二簉泉丘女、泉丘女僚友。

在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儿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儿子曰庶子。嫡子高于庶子。嫡子依长幼论尊卑，庶子依其母亲的贵贱地位论尊卑。《公羊传》称这种现象叫“子以母贵”。如果庶子有继承父业为公、卿、大夫的，则其母也随之提高到夫人、内子的地位。《公羊传》称这一现象为“母以子贵”。

在先秦文献中，周代诸侯“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称，也像在青铜器铭文中一样，有无定称的现象。如据《春秋》、《左传》、《国语》，齐、卫之君时称公，时称侯；秦、郑之君时称伯，时称侯；滕、薛之君时称侯，时称伯，甚至称子；邾、莒之君时称子，时称公。对于这类问题，由于金文材料自身的局限性，是难以说明的。而先秦文献则比较系统，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特别是由于“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而孔门学说由七十子后学师口相传，这可以使我们在先秦两汉的儒家著作中找到答案。

公爵

“公”亦作为诸侯的通称，但那不是爵称，而只是尊称。如《春秋》一书于鲁十二君皆称公。何休《公羊传》隐公元年注云：“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鲁本侯爵，而在国内臣子则可以尊其号为“公”。这在周代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这条法则还不仅限于侯爵，也通用于“伯子男”等各级诸侯。《白虎通·爵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国中褒其君为公。”因为臣子“心欲俱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称其君为公也”。但是，如果“诸侯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以互相交接时，则不得“私其臣子之义”，要求诸侯各称本爵。这一原则在《春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春秋》作为鲁国史，特称其君为公；而在记载其它国家诸侯朝会时，一律各称本爵。如《春秋》庄公十六年载幽之盟曰：“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又，僖公二十八年载践土之盟曰：“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在这两次会盟中，《春秋》所列诸侯爵秩，除卫、滕二国而外，皆其本爵。卫所以称子，是因为卫侯当时出居在外，其弟叔武参与盟会，故以未成君之礼相待。滕所以称子，是因为春秋时沦落成为“微国”，是宋国附庸。齐、晋侯爵所以序宋公之上，是因为齐、晋先后受周天子册封为“侯伯”，为诸侯霸主。而列国诸侯于国内则一律可以称公。如《国语》一书系收集各国材料辑成，书中鲁、齐、晋、宋、卫、曹、郑、秦诸国君主皆称公。《左传》甚至称邾、莒等附庸小国君主为公，如邾文公、邾定公、邾宣公；莒共公、莒纪公、莒兹公、莒犂比公等。

《公羊传》隐公五年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在周代，王室确曾设立过“三公”的高爵。《逸周书·祭公解》是当前史学界公认的西周作品。《祭公解》说：“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又说：“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同书《酆保解》、《史记解》、《武寤解》等也载有“天子三公”。《周礼·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司服》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秋官·小司寇》曰：“王南乡，三公北面。”在周初，周公为太宰，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他们就是“天子三公”。周代青铜器《琱生簋》铭文业已证明，周公、召公两人的身份，确为“公”爵，《公羊传》所言不虚。

“天子三公称公”，可能是周初之制，实际上在成康以后，凡是王室的执政卿士都可以称“公”，享受公爵待遇。王世民先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一文中列举的毕公、明公、溓公、益公、穆公、武公、井公、毛公、应公、芮公、虢公等王朝卿士，就都是公爵。在东周时期，仅从《左传》上看，不论是诸侯入为王朝卿士的，如郑武公、郑庄公、虢公，还是畿内诸侯、大夫担任卿士的，如召昭公、召戴公、单襄公、单穆公、尹武公、尹文公、王叔文公、刘康公等也都一律称公。畿内的公爵大多都有封邑。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amp;#93;之采地。”解放前陕西扶风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的“琱（周）”字，据李学勤先生说：“用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为地名，则指周公的采地周城。”其它如毕公的采地在毕，苏公的采地在温，芮公的采地在芮，东周时刘康公的采地在刘，尹氏的采地在尹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王者之后称公”，主要指夏、殷二代之后称公。《逸周书·王会解》说在成周大会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尧、舜后也。”夏公、殷公是“杞、宋二公”。《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礼记·乐记》载孔子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孔疏说这是“举三恪二代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说：“封黄帝、尧、舜之后，所谓三恪也。封夏、殷之后，所谓二代也”，是正确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阏父子）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是其证。恪，《说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义。

《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存二王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汉书·成帝纪》说：“盖闻王者必存二王后，所以通三统也。”《白虎通·爵篇》则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后。”由是观之，《公羊传》所说的“王者之后称公”，在周代，只能是杞、宋二国。《春秋》记载宋国爵为公，与《礼记》、《汉书》相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昭公二十五年，宋大夫乐大心说：“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又，何休《公羊传》隐公三年注说：“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这些记载都是不容忽视的，它确能证明周人以客礼侍宋，并尊其爵为“公”。

至于杞国，据《逸周书》，西周时杞为公爵。入春秋以后，仅称为侯。至鲁庄公二十七年以后，又称伯。杜预《左传》注云：“杞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又三称其为子。《左传》解释说：“书曰子，杞夷也。”又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春秋》严夷夏之防，杞用夷礼，所以就视同夷狄之君而称子。何休《公羊传》注说：杞本公爵，但春秋时“微弱为徐、莒所胁，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贬称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贬之”。与《左传》的解说大体相同，应是可信的。

可见，夏、商王室之后裔在周初虽为公爵，但入春秋以后，杞即衰弱，且不断迁徙。据清人阎若璩考证，杞初封在河南开封，春秋鲁桓公二年迁于山东莒州及曲阜相邻之地，桓公六年迁淳于（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山东昌乐县东南），襄公时又迁回淳于，国家也沦落成为“伯子男”一类小国。至于三恪，爵低于公，仅为侯。《逸周书》称其为公，是沿用其旧名。《史记·周本纪》载，周在封蓟之后，又封召公于燕。其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祝入春秋后亦不见于记载，只有陈国仍保持“侯”爵名号，但也沦落成为二三流小国。

侯爵

侯，是五等爵的第二级。《白虎通·号篇》说：“侯是百里正爵。”《封公侯篇》说：“诸侯封不过百里。”这种说法，得到了《左传》的证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杜注：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圻，又作畿，《诗·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逸周书·职方氏》云：“千里曰王圻”，卢文弨解：“圻与畿同。”说皆与《左传》合。《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几四等。”七十里、五十里的“差降”，就是“衰”。

公、侯的封地虽然都是方百里，但公爵位尊，是王室的客，可以组建“三师”军队，有较大的独立性。侯，《逸周书·职方氏》孔晁注云：“为王者斥侯也”（《周礼·职方氏》孔疏同）。春秋时王室大夫富辰追述分封诸侯的作用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证明诸侯是王室的藩屏，承担着捍卫王室的任务。诸侯之长曰“元侯”，又曰“侯伯”、“方伯”。即《礼记·王制》所说“千里之外设方伯”。其地位与公爵相埒。